《回忆我的父亲万古蟾》——万百五口述、张慧临整理

我的父亲万古蟾是中国动画创始人“万氏兄弟”中的老二,原名万嘉綨,人称二万老。他于1900年1月18日(农历1899年12月8日)与“万氏兄弟”的老大万籁鸣(原名万嘉综,人称大万老)一起出生在南京一个没落的丝绸商人家里。“万氏兄弟”中的万超尘和万涤寰是我的五叔和六叔,中间的几个叔叔很小或未成年就夭折了。

我父亲和他的几个兄弟一样,从小就崭露出绘画方面的才华。由于家境贫寒我的伯父很早就辍学工作,他的绘画功底是靠自己顽强地自学得来的。我父亲运气比伯父好,依靠借贷和伯父的资助,得到了专业美术高等教育的机会。因为已有美术基础,1916年,父亲插班考入了著名美术家刘海粟先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门学校,主学西洋画科,在校期间曾是学生会会长。1919年毕业后,父亲由于成绩突出被留校任教,直到1921年。1921年到1925年其间,我父亲在南京艺术专科学校和上海大学教美术课。

1918年时,我伯父尽管只有18岁,但已经有了多年工作经验,他考入了我们国家早年很先进的出版单位——上海商务印书馆。一开始在他美术部工作,负责为儿童读物制作插图,后来还兼任《良友画报》的编辑。在伯父的引荐下,我父亲于1925年进入商务印书馆。由于有教书的背景,他首先被分配在商务印书馆的艺徒学校里教书,后来进入了影戏部。我父亲到长城动画片公司的具体时间我不大清楚,不过现在公认的我国第一部动画片《大闹画室》制作于1926年,这是我父亲在长城动画片公司制作的。

解放前,我父亲有几次短暂的教书经历,除上述提到的之外,1927年7月到9月,父亲在北伐后的国民政府南京设立的军事政治学校教书,任少校艺术股长。因此“文革”期间,“造反派”在批斗我父亲时给他扣上“反动军官”的帽子;1937年8月13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父亲供职的明星电影公司关门。在随“上海救亡演艺队”去武汉之前,9月—10月,我父亲于无锡省立教育学院的电影专业教授卡通课,校刊上对此还专门做了介绍。该校一直认我父亲为校友,直到他去世前还经常收到该校校友会活动的通知。无锡省立教育学院现已并入苏州大学。

 

万氏兄弟

我认为,万氏兄弟能够成为我国动画的创始人,有许多良好的条件,比如,他们都具有绘画技能、他们懂电影制作、他们都有着对新事物的好奇和钻研精神。然而,我认为更重要的条件是,他们四人团结一致、互相提携、不计较个人名利的兄弟亲情。

我父亲读书的钱部分来自伯父的支助,而大部分还是借了外债。从1921年毕业到1927年结婚之前,父亲一直在还读书时欠下的债,即使这样,他一工作就开始支助后面的两个弟弟读书了;三十年代初,伯父创作的连载漫画《陆小姐与她的爸爸》、我父亲创作的连载漫画《笑画猴》都是四兄弟一起署名的。

四兄弟中伯父与我父亲合作的时间最长,也正是他们之间默契、互补的合作才有《铁扇公主》这样巨片的拍摄成功。我伯父的绘画技巧最好,除了他的天赋以外,就是超出常人的勤奋。在商务印书馆期间,他曾被派到租界一个法国人办的美术培训班系统学习了素描、油画和雕塑等西洋美术。我父亲则擅长动画片摄影技术和电影美术。

我们万家是一个大家庭,四兄弟各家虽然分居而住,但相距不远,围绕着1956年去世的祖母,大家一直紧密联系在一起。大伯父是大家之主,贤慧能干的大伯母操持着一大家子人的生活。

1937年,我们家租住在上海长乐路54号的一个煤炭店楼上的东厢房,并租了房子下面的一个汽车间。父亲他们将汽车间改装成拍摄间。拍摄时需要功率很大的灯泡,常常五、六个100瓦以上的大灯一齐照明,保险丝经常爆掉,后来专门去找电力公司换上了工业用电。他们拍摄时我就挤在里面看热闹。

父亲他们搞动画片出了名气,但实际生活是很清苦的。有这样一件真实的故事可以说明当时我们的生活状况。1934年,伯父家曾被强盗光顾,强盗闯到屋里看到著名的万赖鸣先生除了孩子一大堆,几乎家徒四壁,生活状况极其一般化,竟惊讶得自动撤出了。

1932年淞沪战争爆发,为照顾失业的六叔,也为了维持生活,兄弟四人在淮海路上开办了照相馆,起初在一个药店的二楼,后来租下邻旁一套房子的一到三层楼,建成了一度在旧上海颇有名气的“万氏照相馆”。开业之初,为了招揽生意,伯父施展他剪人像的技艺,每天为来照相的顾客剪头像。兄弟们经过商量,照相馆由我六叔万涤寰先生主持。从此六叔为家族的生计经营起照相馆,动画史上万氏四兄弟就成了三兄弟。1954年公私合营后,“万氏照相馆”被迁到河南洛阳,六叔也随之而去,退休后回到老家南京。

就是因为父辈饱尝了做动画片的艰辛和生活的拮据,用我大伯母和我母亲常说的话就是“画神画鬼不够糊嘴”,他们坚决反对孩子们从事动画行业。我伯父家七个孩子、我家两个、五叔家四个、六叔家五个,我们这辈18人没有一个学美术,搞动画的。我上小学时很喜欢画画,在家里强烈反对下我放弃了,后来听从父亲的意见考取了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而伯父家的大堂兄万国魂在大学学习的是银行专业,后来转行教书,做到上海市虹口区某进修学校的教务主任。他记录了伯父口述的《我与孙我空》,为中国动画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二堂兄万国强学习化学工程,50年毕业后进入上海科教电影厂,最早搞出了彩色电影洗印技术,为我国的电影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我近来听说南京六叔的孙儿辈中有一个孩子在从事动画。这也算是万家后继有人是很可喜的。

我们和伯父两家相距非常近,透过窗子彼此都能看到对方家里,我们的关系也非常亲密。我尤其与长堂兄万国魂、次堂兄万国强关系密切,一直是他们的小跟班,跟他们学习集邮、听西洋音乐、打排球,我们还互相用英语对话、起英文名等等。1937年,我母亲得了传染病猩红热,为了防止可能的传染,大伯母不顾自己已有那么多孩子,将我和妹妹接到家里,一住就是两个月。

我们就是这样相亲相敬的一大家人,大家都珍爱这份浓浓的亲情。

 

创业之初

我伯父、父亲、五叔、六叔开始搞动画时完全是白手起家,我后来还常常听大伯母讲起那段艰难的日子,她费尽心思从一家老小的身上和嘴里省出钱来支持兄弟们搞动画。

几乎所有与拍摄动画有关的设备、用品都是他们兄弟自己动手制作的。用于拍摄的卡通摄影机(大约50—60厘米 长、 30厘米高)是伯父与我父亲两人的共同财产,早期的动画片和1940年代的《铁扇公主》都是用同一架摄影机拍摄的。伯父在《我与孙悟空》一书中说,这个摄影机是在旧货摊上淘的。我在某个资料上看到是说1920年代有一个外国人到上海来搞动画,没搞成,他就要把机器当作旧东西给卖掉,我父亲和伯父就把这台机器给买下来,成为他们两人的财产。而在我的印象中,他们应该买过两次摄影机,一次是在北京路旧货摊买的木壳摄影机,牌子是“安赖蒙”,后来又在电影摄影师吴慰云手上买过一台旧而不用的摄影机。因为当时研制的真人与动画合成机是将两台摄影机改装组合后制成的。我父亲他们所用的卡通摄影机应该就是这台改装的合成机。后来这台机器一直放在我们家里,直到1960年代初期,它被作为电影文物捐赠给上海电影学会了。

伯父、父亲和叔叔们经过勤奋而艰难的探索,终于发现了让画出来的形象动起来的奥秘。这些内容在伯父的《我与孙悟空》一书中有生动的纪录。而1922年,他们在拍摄第一部广告动画片《舒振东华文打字机》时,父亲又解决了一个了不起的问题——将透明的赛璐珞片运用到动画制作中来。一开始,不动的背景与运动的物体都画在白纸上,不仅工作量极大,而且放出来一看,该动的部分不动,而不该动的桌子却上下跳动。后来,我父亲受走马灯的启发(走马灯的画面和背景就是分成两层的,前面的画面转动而后面的背景不动),将不动的背景与运动的物体分离,运动的物体被画在透明的赛璐珞片上,提高了效率,也减少了抖动现象。

我父亲在明星公司时任卡通室组长,不仅拍动画片,搞得更多的是美工。明星公司轰动一时的、由大明星胡蝶主演的武侠神怪片《火烧红莲寺》中的特技镜头,如放飞剑、人在天上飞、人坐在鸟身上飞等,就是由我父亲运用他们自己刚刚发明的动画与真人合成技术实现的。

1937年以前,全面抗战还没有爆发,但我父亲他们所制的作动画片的大部分内容都与抵制日货、宣传抗日有关了。我在1930年代的《明星月刊》(由明星公司出版的电影杂志)中看到父亲在明星公司做的动画片《精忠报国》。故事讲的是,黄河发大水,岳飞母子坐在大缸里,岳飞的父亲扒着缸边被淹死了。他们漂到一个村子被一穷苦人家收留……后来岳飞从军抗金,他的母亲在他的背上刺了“精忠报国”四字。

1936到1937年,我当时不过8、9岁,为了不让我留在家里与妹妹吵架,父亲常常带我去明星公司玩。在那里我看到了《骆驼献舞》、《狗侦探》、《航空救国》等许多短片的试片(厂内放映)。那时,父亲还有一样工作,就是在电影插曲的歌词上方用动画的形式做一个用来打节拍的跳动的小点子,这也和电影中的特技一样由搞动画的人来完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以后,8月13日日本军入侵上海,我们的生活同全中国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了一起。1937年底,我父亲、伯父和五叔随着“上海救亡演艺队”辗转南京、武汉,最后到达战时陪都重庆,而六叔留在上海照顾一大家老小和照相馆的生意。1939年?月,伯父和父亲才回到上海。一家人很久没有得到他们的音讯,整天担惊受怕。一天,我放学回来,刚进弄堂口就有人告诉我,你爸爸和大伯回来了。我撒腿跑回家,看到父亲胡子拉碴、满脸疲惫,显然比以前老了一些,我妹妹躲在母亲的身后半天都还不好意思叫爸爸。而我五叔直到抗战胜利后才从重庆回来,离家整整8年。

《铁扇公主》

基本情况

1939年,新华电影公司的厂址在上海华山路丁香花园(解放后,这里曾是宋庆龄的住宅)。《铁扇公主》的制作就在花园的一栋小洋楼里。父亲和伯父制作《铁扇公主》的时候,我正是一个好动好奇的少年,经常与父亲到厂里去玩,那时的情景在我的头脑中至今记忆犹新。

此楼的二楼、三楼为制作车间,主要部分集中在二楼,三楼为摄影部门。其安排是,一条长廊加若干小间。长廊上安置的是最重要的环节“打稿组”,小间中依次为我父亲、伯父、勾线组、上色组、清洗赛璐珞片组。

制作《铁扇公主》的人员都是从社会上招来的年轻人,大约50到60人,他们手上都有些绘画工夫,但是对动画一无所知。他们应该也经过短期的培训,并通过对他们情况的了解进行分工。这些人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打稿组”的曹旭。他那时不到二十岁,画画功夫好,人长得很精神,又活泼,总是一边画画一边唱歌,我也总爱到他旁边凑凑热闹。描线组里有个女孩子叫孙修萍,做事认真,线条画得漂亮。《铁扇公主》做完了,他们俩也恋爱结婚了,而且一直保持与我们家的来往,现在他已经是85岁的老人了。

在《铁扇公主》的制作过程中,伯父和父亲两人是有分工的: 因为伯父在片外还有其他事情要照顾,所以卡通部主任的工作由我父亲担当。我父亲的全部精力都放在了《铁扇公主》上,负责全剧组的组织、管理、培训、领导等行政工作,还主管拍摄,以及主持解决诸如人物抖动等技术问题。伯父则专心于片中的人物造型和背景绘制。俩人配合默契。要论对《铁扇公主》的贡献和付出的辛劳,父亲是可以在主绘中排第一,但他不,他让哥哥排第一。所以在一切对外的报道、宣传和最后的片头上都赫然写着:“主绘 万籁鸣 万古蟾”。而且父亲坚持每一位工作人员的名字都上银幕。

《铁扇公主》投资是很大的,透明赛璐珞片、胶卷、各色颜料,甚至画画用的白纸、橡皮、钢笔尖等原材料都是从德国进口的。我还记得铅笔是COCK牌;勾线用的墨汁就那么一小瓶(我忘了外国名字,中国名为“紫玉光”),都是非常昂贵的;橡皮可以擦掉画稿上的线条不留任何痕迹。

每一次到《铁扇公主》的现场,我都要像个视察员一样每道工序都看看。看到上色组,我就奇怪地问父亲,影片拍出来是黑白的,为什么还要上色?父亲说,既使黑白也是有层次的。比如说,都是灰色,但绿颜色的灰与红颜色的灰、兰色的灰放映出来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拍摄过程

我父亲搞动画完全是自己探索、琢磨出来的,并没有成体系的理论。记得父亲同我说过,抗战胜利以后,他认识了一位从美国回来的孙教授,此人(后来不幸被打成右派)在南京金陵大学的广播电影专业(抗战胜利之后只有金陵大学有电影专业。)讲授动画。他们还曾见过面。父亲说孙教授完全是学院派的,非常重视动画理论。

我父亲在无锡省立教育学院的电影专业教授卡通课时是否有讲稿,我不太清楚。可以肯定,在《铁扇公主》剧组中,父亲和伯父确实没有给学徒专门上过“运动规律”这样的理论课,都是在实践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逐渐摸索的。

(由于画动画的人都是新人,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正是缺少了“运动规律”的学习,大家对于一个连续动作,不知道上一格与下一格之间到底应画多大的距离,动多少?人动的时候其他的地方,比如衣服,应该怎样跟着动?等他们画完一段后拍摄出来一看,衣服和手都是抖的,根本没法看。

为了解决这个大难题,我父亲索性请真人来表演并拍摄一段。拍摄之后,他们将每一格胶片放大在照相纸上,大家一格一格地照着画,从中比较、感受每格之间的差别。动画人员对运动规律的掌握就是这样训练出来的。这些放大出来的照相纸我都看到过,拍的是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堵在铁扇公主的门口,找她要强借扇子的一场戏。饰演铁扇公主的演员可能叫童月娟,猪八戒是殷秀岺,孙悟空是韩兰根。他们都化了装,衣着也都是剧中人的打扮。后来影片中人物的声音就是他们配上去的。

韩兰根和殷秀岺都是当时上海电影界的名演员,一瘦、一胖合作表演滑稽影片。韩兰根还是新华电影公司的剧务主任呢。请他们表演之前,为了联络感情,我父亲请他们到家里来吃饭。他们的到来引起周围邻居的惊动。殷秀岺是个出格的大胖子,勉强坐进我家的椅子中。韩兰根开玩笑地说:“你可千万不能动,一动椅子就要塌掉了。”他也幽默地回答说:“好,好,我不动,我不动。”

我还观看过为《铁扇公主》配乐,是一段一段来的,由指挥与乐队先配合试验几次,待到正式录制的时候,谁都不能出声,一动也不许动。

财政情况

为了赶进度,父亲他们加夜班是常事。据我所知,父亲加班是有加班费的。但《铁扇公主》耗资巨大,老板对学徒工及一般工作人员在工资上苛刻的情况也是有的。有一次,近百名绘制和工作人员闹罢工,原因是待遇太低。投资老板张善琨与练习生代表谈判,给他们增加了一些工资(这里有一些思想进步的年轻人,后来还有人参加了新四军)。罢工期间父亲和伯父两人还是按照常上班的。

尽管《铁扇公主》耗资巨大,发行后不久就爆发了太平洋战争,但此片不仅在上海和沦陷区上映,还有人将拷贝偷偷带到重庆放映(我五叔亲眼看到的),而且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此片已经卖到印尼和新加坡(南洋)等地放映。所以,我个人认为投资老板通过《铁扇公主》赚了相当一笔钱。

在《铁扇公主》制作过程中,伯父和我父亲两人均有月工资,片子上映后,两人得到了一笔酬劳,大约折合现在的几千元钱吧,公司是用一张支票支付的。从拿到支票那天起,大伯母就天天跑银行,由于老板存款不足,拖了半个多月的时间才从银行取到钱,可是不断猛涨的物价已经使这笔钱贬值了。外人一直认为《铁扇公主》卖了很多钱,万家一定很有钱,直到解放以后我的同事中还有这样谈论的。

后续故事

很滑稽,在《铁扇公主》制作过程中,由于频频光顾,我几乎看过没有配音、配乐的《铁扇公主》的每个片段。影片正式在上海首轮大影院公映时,父亲给了我二张电影票,却被同班同学死皮懒脸地要走了,直到2002年张慧临老师送给我《铁扇公主》的光碟,我才看到了这部动画片的完整版本。《铁扇公主》上映后,其中的插曲在电台反复播出成了流行歌曲,当时很多上海人都喜欢唱。我和我父亲也特别爱唱,至今我还能唱上几句呢。

凡看过《铁扇公主》的人,都能深深地理解伯父、父亲以及编剧王乾白先生在剧本改编上的良苦用心。《铁扇公主》的故事突出唐僧的三个徒弟不团结,不能取得成功。后来三兄弟认识到了必须团结一致,并且组织发动老百姓的力量,才战胜了牛魔王得到宝扇。实质上,动画片影射的是当时抗日战争的时局——要取得抗战的胜利,国共应该团结并发动起全国人民的力量。父亲因此受到日本人的威胁是实有其事的。记得,那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一天父亲回家后很生气,告诉母亲和我,今天日本记者采访他,一再追问他这部动画片有什么政治背景,父亲当然矢口否认,否则会招来杀身之祸的。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进入上海租界区。我记得曾经看到一张照片:日本军队列队经过西藏路上的大上海电影院,电影院上还挂着《铁扇公主》的大幅宣传剧照。这说明此片在当时没有被禁演。太平洋战争后,《铁扇公主》经过日本人翻译、配音在日本上映了,片名改为《西游记》。

《铁扇公主》以后,新华电影公司被日本人控制,更名为大中华电影公司,董事长为川喜多长政(后为日本东映株式会社的领导)。川喜多曾宴请过了伯父和我父亲。为了全家生计,父亲继续留在厂里任美工科科长。解放后,川喜多随东映代表团访问中国,在上海邀见电影界的老相识,其中包括万氏兄弟。

在旧中国,做动画片这个工作不仅很艰辛,收入微薄又不稳定。《铁扇公主》的制作历经二年、耗资巨大,此后上海电影业再没人愿意投资动画长片了,卡通部就此结束,两年辛劳好不容易培养的一批动画人才,转眼就散掉了。父亲只能发出无奈的叹息,长久还耿耿于怀。

香港工作

抗战胜利后,我父亲曾在北京参加了《圣城记》的拍摄。该片由沈浮导演、著名演员谢添主演,讲的是日本侵略时期美国神父保护中国难民的故事。在此片中,父亲利用“接顶”(就是将真的建筑与画出来或做出来模型,在摄影机前拼接在一起)的技巧,制作一个教堂的背景。

内战爆发后,父亲由北京回到上海,在上海的中国电影制片厂,他制作了国民党政府为粉饰太平而拍摄的《万象回春》的布景。

这一时期,我父亲还在上海报纸上发表过一些漫画。有一幅给我的印象很深刻,反映的是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靠蹬三轮车来糊口。画面上,一个带着深度近视镜的大学毕业生,艰难地拉着一个胖商人和漂亮小姐,而胖商人还责怪他不会蹬三轮车。

1948年12月圣诞节前夕,香港直飞上海的航班有三架飞机因气候原因失事。遇难者中就有在香港工作的著名电影布景师方沛霖。

香港长城影片公司方面没有好的布景师了,于是请我父亲前往,工资比当时父亲所在的中国电影制片厂高几倍。为了一家人的生活,1949年2月,我父亲乘轮船前往香港。到香港后,任美工科科长,参加了长城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一些影片的美术和布景工作,其中优秀影片有的还在国内获奖(当时香港的进步电影可在国内参加评奖),如《虎符》,我父是布景师,也得一个奖章。

父亲到了香港后,发现工作非常多,便叫伯父也来香港。他们在香港工作的情况,我偶然在著名导演李翰祥的书《三十年细说从头》中读到,这里引用如下:

我(李翰祥)慌慌张张的跑到宣传部,歇歇喘喘的把这怪事告诉李书唐和冯树富,他们两位听了哈哈大笑,问我有没有看过中国第一部长篇卡通片《铁扇公主》,我才恍然大悟,知道碰见了鼎鼎大名的万氏兄弟,孪生的万籁鸣和万古蟾先生。大万籁鸣是长城公司的布景师,小万古蟾是美术部主任,两位不只模样儿相同,连说话的声音语气都一样,哥儿俩都喜欢打哈哈,说笑话,所以,在两个月之内,我居然分不出他们谁是谁。不过日久天长一旦认清楚了,还觉得他们的性格,各异其趣,面貌,迥然不同。大万先生比较轻松,随便,处处大大咧咧;小万先生似乎就显得严肃,拘谨,事事条理分明……

有一天棚里搭了一堂《琼楼恨》的山路布景(马徐维邦先生导演,王丹风、顾而已,顾也鲁联合主演),画衬片的那位,画来画去都不合两位万先生的理想,于是哥儿俩个亲自上阵,一时传遍了全厂,我也赶忙跑去偷师。只见两位老英雄都光着膀子,只穿一件背心,一条底裤,每人脖子上还围了条“祝君平安”的毛巾,助手替他们搬好梯子,提好色筒,哥儿俩的手上一人拿了只排笔,在筒里调了调颜色,然后朝天片上一阵乱扫,如风卷残荷一般,刹那间一片苍松翠柏,怪石嶙峋的山阴道移到了摄影棚里。起初籁鸣先生用淡笔勾山石轮廓,古蟾先生用单线写树木枝干,大万润笔点叶,小万焦墨勒岩,贤昆仲心意相通,合作无间。但见他们潇潇洒洒,意到笔到,断断续续,一气呵成,如怀素作狂草,墨沈淋漓,飞舞龙蛇;如八大写山石,笔简意繁,元气充沛。片刻间古木参天,矫立挺秀,千岩万壑,色泽莹然,自有一种浑茫清逸之气,望之令人神耸。画完之后,两位并肩子站在远处望了望,意得志满的把手中的排笔一扔,摘下脖子上的手巾,擦了擦汗,助手送了两支香烟,替他们点好火,老哥儿俩猛吸了一口之后,居然野调无腔地唱起山歌来了:“闲来自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那种神情,那种逸态,看得我如醉如痴,直到棚里关了灯,我才知身在何处,不禁感慨万千,想想我那两笔洋刷子,比两位万先生,何止差上两万里!

布景里需要衬片,是为了将视野扩大,要在“咫尺之间,望之有千里之趣”。对于绘画,齐白石老先生的见解是:“画得太象——媚俗,画得不象——欺世”,难得的是万氏昆仲衬片画得极似而又不露俗态。也许老哥儿俩每天看我画“大广告”看出瘾来,所以也要在大幅天片上发泄发泄。以后他们也没有时间再画,也就不会再看见如此好的衬片,再说微不足道的薪水,哪里去请如此功力深厚的画家来画衬片?所以拆景的时候,我看见漆工在天片上重新糊上牛皮纸,还真替它惋惜。

此段记述中,对我伯父和父亲的不同性格的描述是很符合实际的。我父亲本性略内向,加上一直担任美工科长、卡通组长、美术部主任之类的行政职务,担子重,做事又执著、负责,更养成他“严肃,拘谨,事事条理分明”的性格和行事作风。

在香港时,伯父和父亲曾经设想拍摄《昆虫世界》(又名《蜜蜂皇后》)的动画片。他们画过很多草图,还在画报上刊登过这个故事的彩色连环画。大意是:蝗虫公子看中了漂亮的蜜蜂小姐,调戏她,由此引发了一场益虫与害虫之间的战争。一个小男孩(为了抵御蚊虫叮咬,他戴着用西瓜皮做的帽子)带领益虫蜜蜂、蜻蜓、青蛙等部队打败了蝗虫、蜈蚣、蛇、苍蝇等害虫。也有人找他们谈拍片的事情,终因投资巨大、获利有风险没能实现。

这时大陆已经解放,活跃的伯父在香港积极参加读书会、劳军等进步活动。客观地说,我父亲也参加,但没有伯父活跃。1953国庆期间,伯父被邀请回大陆观光,就被留在了上海电影制片厂。1955年,我父亲参加了国庆观光,于当年的11月回到上海,1956年也进入了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

父亲离开香港还有一段插曲。伯父回到上海后介绍了这里的情况,父亲归心似箭,上海方面也热情欢迎,可是香港方面不放。长城电影公司的老板还先到北京电影局诉苦,电影局的领导为了大局考虑,做出指示,万古蟾先生是香港方面需要的人才,上海不能接纳。而我父亲去意已决,香港方面便提出条件,必须培养出可以接替他的布景师才放人。后来父亲真的培养了一个能够接替他工作的人,才走掉。可以说,父亲放弃了在香港的优厚待遇回到上海,因为他知道只有在新中国才能施展才能、实现搞动画的夙愿。

我这里还要介绍一下五叔的情况。1937年年底,五叔与我父亲、伯父一起离家,他后来一直在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抗战八年就与家人分离了8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五叔回到上海。1946年由国民政府派往美国考察卡通,1947年回来。他在美国的好几个公司访问过,还将动画片《铁扇公主》的片段给迪斯尼公司的人看过。回国后,他还在中国电影制片厂。解放后,五叔进入了上海电影制片厂。

我伯父、父亲和五叔加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可以说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他们先后拍出了在中国动画史上最优秀的作品:伯父的动画片《大闹天空》;父亲的剪纸片《渔童》、《人参娃娃》、《金色的海螺》;五叔的木偶片《机智的山羊》等。五叔思想进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任上海美影厂的副厂长,为行政工作不辞辛劳。1960年代初的《人民画报》专门报道了他们的业绩。他们兄弟三人只有在新中国才能实现夙愿,施展抱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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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剪纸片:

在我的认识里,我父亲一生常思考两件事情:一是,动画民族化;二是,动画制作形式的创新。

我先来说“动画制作形式的创新”问题。父亲在拍摄了《铁扇公主》之后,有感于动画制作对绘制人员素质要求很高,而且一张张画太烦琐,工作量太大,制作周期太长。他常常思考,是否能找到一种方法代替人工手绘,并且能够提高效率?1942年到1945年间,父亲曾设计了一种小人,还专门请有技术的机械技工按照他的设计图制作出来。这个装置类似今天的支架人偶,总高度约为12厘米。人偶的关节由二层铜片中夹小钢珠构成,钢珠间焊上小铁棒作为手、腿和脚,头部也如法炮制。人偶的手、脚和头可以扳动,甚至纸制的空心头上的嘴唇也是可略扳动的。而脚下焊有三根尖针头,用来固定、站立。为人偶安装上不同的头、穿上不同的服装就可以用作不同的角色;而扳动人偶的头、手、脚可以摆出不同姿态。

但是,这个构思巧妙、制作精良的装置并没有帮助父亲实现他的梦想,只成为我少年时代的一个玩具而已。而父亲对动画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终于在剪纸片上开花结果了。

我再来谈父亲对“动画民族化”的追求,可以说,我的父亲一生将“动画民族化”牢牢记在心中,不敢须臾忘怀。早期,父亲和伯父创作动画片经历了一个逐渐民族化的过程,从第一部《大闹画室》到《铁扇公主》他们在不断地探索、改进。我还记得在明星公司看到了他们拍摄的第一部有声动画片《骆驼献舞》,片中骆驼、狮子、老虎都还很像西方动画、漫画的形象。我父亲为此并不满意,他不仅在动画上,还在漫画方面做探索,他创作的连载漫画《笑面猴》,慢慢脱离了对西方漫画的模仿,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而剪纸片的研制成功,使得我父亲“动画民族化”的夙愿得偿。

上面谈到我万超尘和伯父先我父亲进入上海电影制片厂美术片部门。伯父一回来就被安排在动画片组;五叔在重庆时搞的就是木偶,拍摄了《王老五上前线》,所以就在木偶片组。我父亲从香港回来一段时间,厂里没有给他安排具体工作。我猜想如何安排他的工作,领导是做过精心研究的。后来父亲进了剪纸片组,这样三兄弟各自主持一种动画片形式,他们的艺术才能都得到了充分发挥。

1956年冬(或1957年初),西安举办一了次全国皮影戏汇演。我父亲和两位同事(两人后来都是《猪八戒吃西瓜》的创作人员),其中一位是胡进庆,来到西安。他们在西安大约住了2个月,观摩了皮影戏汇演,还到周边地区考察,收集了大量民间剪纸资料。应该说,就是受到皮影戏和民间剪纸的启发,回上海后,父亲和同事们一起研制成功了新的美术片种——剪纸片。他们拍摄的第一部剪纸片是《猪八戒吃西瓜》(1958年),以后创作了《渔童》、《济公斗蟋蟀》、《龟猴分树》、《人参娃娃》、《金色的海螺》等。

我和我的夫人黄德琇(西安交通大学教授)以为,父亲研制剪纸片成功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从他个人讲,他致力于多年的“动画民族化、制作形式创新”的追求得到实现;而从大的范围来说,不仅创造了一个美术片的新品种,同时使得我国古老的皮影、窗花艺术的形象更新、现代化,使它们在新的艺术形式里得到保存和发展。

1948年左右,美国迪斯尼的音乐动画片《幻想曲》在上海上映。有一次我与父亲谈起这部影片,作为受过良好、正规西式教育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我很欣赏西洋古典音乐与动画结合的这种形式。我父亲却不同,父亲兴奋地畅想:将来我们可以搞一段配用绍兴戏音乐和唱词的中国动画片,让中国观众看到地道中国韵味的戏曲(音乐)动画片。虽然,父亲最终没有做成绍兴戏动画片,他终其一生都在关注国产动画片的民族化问题。

“文革”中的经历

在万氏照相馆最负盛名的时候,上海演艺界的很多明星来照过相。江青(当时名为蓝苹)也来照过,有一张由我六叔亲自拍摄的照片,曾放在照相馆的橱窗里,还刊登在《良友画报》的封面上。解放不久,有从部队里来的军人,拿着介绍信找到我六叔,要求拿走江青照片的底片。六叔翻箱倒柜找了很久,居然找到了,交给来人拿走。

江青很早就开始试图抹擦掉她1930年代在上海做演员的痕迹。1930年代上海电影界的人,无论演员、导演还是剧务,都因此一律被抄家、住牛棚,都是这个原因。为此,父亲他们三人在“文化大革命” 中吃了不少苦,南京西路到陕西路再往西,这一路上各个商店的橱窗中全部张贴着万氏三兄弟的大字报。把他们写成反动权威、汉奸、反动军官、特务等等。“文革”中他们能够都保全性命就是幸运的。

那时,父亲在厂中挨整、被写大字报,甚至挨打,但是受了多大的委屈回家后他都不说,进家门以前,先换掉后背上都写被写了字的衣服,洗一洗脸上的泥污。因为他害怕病中的夫人担心(母亲于1976年去世)。这些都是家里帮着带我的孩子的老保姆后来告诉我们的。

最苦的时候,父亲头上顶着祖师爷、汉奸、特务、反动军官四顶帽子,一个月只拿60元工资,要养活有病的夫人、孙儿、孙女,还有保姆。在批斗中,造反派命令14岁的孙女(我的长女)写批判爷爷的稿子并上台发言。面对批斗会上造反派的大喊大骂、对爷爷拳打脚踢,强迫他做“喷气式”,孩子站在台上吓得大哭。家中经历了两次查抄,一次是所谓“破四旧”,另一次是1930年代电影人特有的“政治”抄家,说穿了就是查找与江青有关的东西。家里有关动画和布景方面的古今中外艺术资料、绘画方面的书籍全部被抄走,还有父亲1962年参加第二届文代会时,与全体代表一起同毛泽东主席的长长的合影照片,那是父亲最珍视的纪念品,也被抄走至今下落不明。

“文革”中我也因为父亲的所谓“问题”受到牵连,被抄家、审查,并降低工资。原因是这样的:我父亲刚回到上海求职时,按规定要写自传。父亲觉得自己在香港学习少,思想认识与周围人有差距。于是他将写好的让我提意见,有些地方我提笔做了修改。“文革”期间,组织上要求各人重写自传。父亲在写新的自传时,将由我帮助修改,其上留有我的笔迹的“老自传”放在旁作参考,被造反派发现了。他们将这份“老自传”寄到我的学校(西安交通大学),我便被扣上了一个罪名“为反动父亲修改自传,掩盖历史问题”,因为在当时,自传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我的罪过可不小。

“文革”期间,造反派还逼着他们兄弟们之间互相揭发,曾一度引起兄弟之间的误解。事情的经过是:一次造反派在审问我父亲时,要他说出当年我五叔去美国的过程。而五叔当年去美国是由国民党中常委张道藩指派的,父亲只听五叔简单提及,并不了解事情的详细经过。所以造反派查问时,父亲很客观地说;“你们要问他本人。”就因为父亲的这句话,造反派臆断我父亲“不认可”五叔所交待的出国经历,断定五叔交待的不是事实,五叔因此遭到毒打。此事引起五叔对父亲的很大意见。后来,五叔也理解了,兄弟又和好如初。五叔1992年去世时,我父亲不顾劝阻以93岁高龄坚持参加了追悼会,哭得非常伤心。

“文革”中,五叔结束审查最早,之后是我父亲,审查的结论是“严重历史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伯父的“问题”更复杂、严重一些,拖得比较久,其定性是“敌我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

“文革”后期,我父亲被下放到上海市郊奉贤县的干校劳动。在夏天最热的时候,父亲高烧不退,突然晕倒,大病一场,结果体温调节系统出了问题,得了叫暑热症的病。此后,父亲就落下了病根,暑热症每年都要发作。这以后父亲回到上海没有再去干校了。

从干校回来后,父亲赋闲在家,他病好后经常背着画箱到离家不远的复兴公园写生。引来很多人围观。常常有老人求他画像,画了之后就送给求画者本人。有人问他的姓名,父亲幽默地回答:姓“游”,名“客”。

应该说,父亲和他的兄弟们都是老实、本份人,从20世纪20年代以前到了上海,几乎在上海生活了一辈子还是满口南京话,与十里洋场格格不入,没有受到污染。而经历了“文革”这场运动的磨难,我们万家下一代和下下一代都在心理和思想上受到极大的影响,对我们和对下一代的“教育”都是,要低调做人,不要出名。

晚年

“文革”期间我父亲再没有参加具体工作。“四人邦”粉碎后,他被厂里请做顾问,也没有做具体工作,两年后顾问也不做了,因为又有新的退下来的人需要这个职位。父亲的退休工资也比较低,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在体制改革中一度陷入低谷,1995年去世时,我父亲每月只拿几百元而已。

伯父和父亲的医疗关系都在上海华东医院。由于二人长得实在太像了,而且得病也往往一样,经常闹笑话。医院护士看到我父亲就说你刚才已经来过了,是不是不放心,现在又来找另一位医生看一看。父亲就知道我伯父来过了,就要解释说,刚刚来过的是我的双胞胎哥哥。

父亲是一个很勤奋的人。他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早晨6点起床后,有时拿上纸笔坐在窗子前观察十字路口来往的行人,画速写,画拉着孩子过马路的妇女、拉洋车的人;有时写一张大楷或小楷,然后去上班。这个习惯一直坚持到晚年,父亲得了帕金森综合症,手抖动太厉害,不宜执笔为止。下班回来时,父亲总要带回一些与工作有关的东西,画稿或剧本,他一生都没有打扑克、玩牌的爱好。

晚年伯父和父亲都得了帕金森综合症,手抖、头摇。他们两人碰到一起,一边说话一边对着摇头,以至于两人都画不成画。最后几年里,伯父和父亲几乎没有走动了,甚至电话也很少通,因为他们年老体衰,不能单独行动,电话也听不清。

父亲和他的兄弟们的去世的时间是:伯父1997年11月、 父亲1995年10月、五叔1992年10月、六叔2000年2月。

在父亲的追悼会上,上海美影厂领导的悼词中提到:万古蟾先生热爱祖国,放弃香港的高薪,回国服务……,生活艰苦朴素……

总观我父亲的一生,留给我们最大的精神财富,就是勇于实践、刻苦钻研和勤奋执着。他在只在教会中学上过一年初中,便辍学学画,自然科学和外语的基础少得可怜。电影和动画片传到中国,是一项新技术。在没有任何参考资料的情况下,父辈们就是凭着刻苦钻研的精神,在实践中将动画片的原理摸索出来。特别我父亲一生都在搞电影和动画,对动画原理和拍摄技术有很深的钻研。

父亲一生热爱中国的动画事业,为之奋斗不息,坚持形式的创新和民族化的探索。从动画片到剪纸片,留下了一些为儿童和青少年喜爱的作品。父亲工作勤奋执着,孜孜不倦。但父辈们辛苦清贫一生,以致子女都无人去继承他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

作为后代的我很高兴看到,中国的动画事业已经走出低谷,在计算机动画软件支持下不断有优秀作品问世。我坚信中国动画的前途光辉灿烂,父亲泉下有知也当感到欣慰。

(万百五,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慧临,中国传媒大学动画学院教师)